“某某孩子妈妈您好，孩子要升初三了……”不少家长都收到过类似骚扰电话。来电者不仅知道家长的手机号码，还能准确说出孩子的姓名、学校甚至年级、班级。
电话之所以精准，是因为学生信息早已被倒卖。2026年4月，四川警方破获一起横跨17个市州的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，查获学生信息90余万条，覆盖姓名、身份证号、户籍、就读学校班级、历次考试成绩、执教老师及监护人联系方式等。
手握海量学生与家庭信息的教培机构、学校，在信息采集上具备天然优势。但不少主体存在“重采集、轻保护”“重使用、轻管控”的弊病。更有甚者，直接将这些信息当作商品。有媒体记者调查发现，江苏、广东、浙江、安徽、山东、辽宁等多地超千万条中小学生个人信息遭非法获取、流转与倒卖，单条售价0.5元至十几元不等，倒卖者称数据来源于官方教育信息平台及相关系统。
学生信息泄露黑产之所以成为治理顽疾，根源在于这类违法活动跨地域、线上线下交织，隐蔽性强、取证难度大。而且，过去不少地方处置这类案件，往往只罚中间商。2026年5月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，明确对利用职务便利泄露信息（行业“内鬼”）、黑客技术窃取、数据倒卖牟利等行为从重处罚，确立“情节特别严重”量刑标杆。这些司法信号明确传达：打击学生信息泄露，不能只盯住倒卖信息的中间商，更要溯源追查信息源头的泄密者。
与此同时，保护学生和家庭信息安全，还要把重点前移，强化源头管控。一方面，家长要提高警惕，不要随意提交孩子姓名、学校、家庭住址、联系方式等敏感信息。另一方面，学校、教培机构须落实个人信息“最小必要”原则，只采集、留存开展教育服务所必需的信息，杜绝无边界、超范围收集学生与家庭信息。同时，加强数据访问、下载、复制全流程管控，管好离职人员权限管理，从制度上堵住信息泄露的漏洞，倒逼机构、学校真正把个人信息保护落到实处，而不是停留在纸面承诺。
每一条被倒卖的学生信息背后，都是一个家庭的安全隐患。守护孩子的隐私，需要多方同向发力，瞄准隐患全链条，形成有效震慑，才能真正织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网。
Adam Smit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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